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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视野下的新型当代非洲民族志

日期:2011-12-14

标签: 非洲, 非洲民族

摘要: 非洲大陆是人类起源地,种族、民族众多,文化类型多元,内涵丰富而特色鲜明,是研究民族文化、民族关系、民族发展问题的宝库。

  非洲大陆是人类起源地,种族、民族众多,文化类型多元,内涵丰富而特色鲜明,是研究民族文化、民族关系、民族发展问题的宝库。而民族学、人类学学者通过长期、规范的田野调查,收集鲜活的第一手资料撰写的非洲民族志著作,可以积累有关该地区和人民的最重要与基础的经验事实,有着多重作用:既能服务于国家长期的国际战略以及中短期外交政策的制定,也能为其他专门研究提供所必需的地区、社会背景参考,并且尤其有助于增强国人对非洲社会文化的理解――重塑中国人的“非洲观”。

  当前,我国的非洲研究与欧美等国的非洲研究相比,存在着一定的差异和差距,而这个差异和差距,最突出地体现在民族学、人类学研究的不同地位与作用上。

  欧美等国研究非洲是从“走进非洲”和认识非洲的民族与文化开始的。最初的一些探险家、传教士、殖民官员和商人等,撰写了许多游记、探险经历、回忆录等,其中涉猎了大量非洲的人种、风俗等民族学资料,后来西方国家专业的民族学、人类学家又到非洲各地,深入各民族和部落社会进行田野调查,撰写了很多经典的非洲民族志,如《努尔人》《阿赞德人的巫术与魔法》等。这些非洲民族志作品立足于人类学家参与观察所获得的第一手资料,准确、详细地描述了非洲的文化习俗、婚姻家庭、社会结构、民族心理与性格、原始经济等,构成了一幅幅相对“完整的文化图景”。

  关于非洲的田野工作和民族志研究,使得西方人认识非洲有一个文化上的整体观照和把握,他们深刻意识到非洲民族与文化的独特之处,这客观上为西方国家认识和处理非洲事务提供了重要的资料参考,便利其与非洲开展多方面交往、贸易乃至于推行殖民统治。可以说,欧美国家的非洲研究基本遵循了一条“正向”发展的道路――从研究非洲的民族、文化、社会等基础研究入手,在对非洲形成了广泛而厚实的认识基础上,进而展开其他专门研究。

  一直以来,由于多种客观因素,我国的非洲研究在具体的、应用的或政策研究方面发展较快,取得了诸多重要进展。而从民族学、人类学角度研究非洲,则长期属于比较冷门的领域,研究成果寥寥,迄今仍然非常欠缺关于非洲国家的民族学、人类学田野调查和当代非洲民族志研究,欠缺对于非洲各地区、各民族的民族文化的细节的掌握、整体性认识与不同类型的比较分析,而缺乏这种立足于第一手资料的、非常细致、扎实的社会文化研究,对于中非关系向更广阔和纵深的领域拓展是不利的,很多其他研究也难以真正深入下去,在制定和执行对非具体政策时也容易出现偏误,因为往往会撞到透明的“文化高墙”。

  因此,现阶段我国的非洲研究非常需要进行一个“逆向”的延展,补上过往比较欠缺和忽视的对非洲民族与文化的全面、深入的研究。换言之,现在是时候国家支持我们自己的民族学、人类学者走进非洲,开展田野工作,设立“当代非洲民族志与多样化发展经验比较研究”等科研项目,把我国对于非洲社会、民族和文化的认识提升到一个新的水平。

  西方学者在非洲的调查研究和写成的非洲民族志,曾经对于人类学典型个案的积累、研究范式的形成与方法论上的发展贡献卓著,有力地促进了学科的大发展。而中国学者从中国视角出发研究当代非洲民族志,也可以为民族学、人类学的学科发展做出新的重要贡献。

  具有中国特色的非洲田野工作和民族志是不同于西方传统的非洲民族志的,因为双方在研究目的、价值取向上完全不同,我们是立足于“平等、合作、友好、互惠”的价值观;观察和研究的是当代非洲社会及其民族,不同于殖民时代的旧非洲和原始族群,而是获得了民族解放、政治独立,并且努力寻求民族经济独立发展的新非洲;我们虽然暂时欠缺到非洲做田野调查的经验,但是,我们拥有丰富的“中国经验”,我国民族学、人类学理论与方法论已经形成体系,拥有丰富的在汉族地区和少数民族地区做田野调查的经验,知道如何进入田野,接触和参与观察不同族群,收集、整理各种信息,开展定性、定量分析。

  因此,这种立足于全新的价值观和中国经验,观察、分析处于发展变化过程中的新非洲,所形成的当代非洲民族志作品以及对非洲多样化发展经验的总结,不仅有利于增进中国对非洲民族文化的了解,有助于中非友好合作关系的进一步发展,而且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可以有力地促进我国世界民族研究的发展,并且为中国民族学派产生更大的世界影响作出自己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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